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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社50級學員馮亞民訪談實錄

2017年05月12日 17:40:14來源:秦劇學社 作者:隴上一癡 夢回秦情 追風 瀏覽數:1470 責任編輯:本站小編

采訪時間:2016年05月12日

采訪地點:蘭州市馮宅

采訪人員:隴上一癡、夢回秦情、追風

引薦人員:孫偉華

錄音整理:追風

文字編輯:隴上一癡

名家簡介:馮亞民,1939年生于西安,1950年進三意社學藝,為該社第九期學員。師承姚裕國、張朝鑒、徐元民、姚鼎銘、蘇育民等先生,工小生。1959年離開三意社后,前后在張掖山丹劇團、漢中勉縣劇團工作,1963年到蘭州市秦劇團,直至退休。代表劇目有《蘇秦激友》《周仁回府》《芳草碧血》《白玉樓》《火焰駒》等。

以下為采訪者(簡稱“采”)和馮亞民老師(簡稱“馮”)對話實錄:

采:馮老師,您老家在哪里?在什么的情況下學的戲?

馮:解放前我家在西安市解放路東一道巷,劉茹慧家在二道巷,肖玉玲家在八道巷。53年以后,我父親就把家搬到曲江池寒窯那塊了,在那我們住的是窯洞,沒有房。我的生日是一九三九年正月二十八,在這以前,我家里也沒有唱戲的。我這人命苦,我上面有哥,人家在上學,但是我是家中女孩的老大,我實際在家里是當的保姆使喚,就那么大一點,成天背著娃,給屋里燒炕等什么活都干。文藝界這些演員老了身上都有些毛病,但(病因)都不像我,我父親脾氣不好,一杠子把我腰打折了。我小時候有一次看娃娃,背著出去玩,家里人嫌回來晚了,就把我綁起來,用木頭柜子的腿打,我父親打我,母親也打我。有一次,半夜我妹妹哭的不行,我媽讓我一個人去小差市找我父親,那時候小,后面好像有鬼燈,把我嚇得不行,就跑著去叫他,他可能把錢輸了,就把我提著個胳膊扔到磚地下跪著,那時還飄著雪花。我在家里受罪著呢,實在是被逼迫得沒有辦法,不愿意在家里待了。我院子里有個男的,看我在這個家里可憐,就說把我給他三爸(蘇育民)領去。當時我父親不同意,說那時學戲要挨打,我說不怕打,我在那被打是學戲呢,在家里是白挨打呢。現在提起家里這個事情,我非常傷心,等于那個鄰居把我救下了,就這樣把我送到三意社學戲了。今天我這個病這么重,就和小時在家里挨打有關系。

采:當時去三意社是什么樣的情形?

馮:把我領去后就對蘇社長說:“三爸,我給你領了個娃。”他就問我會唱啥,我啥也不會唱,也沒有上過學,我就啥都沒唱。蘇社長就對姚鼎銘老師說:“你把這娃領去,考了的話就考考,不考的話就先留下”。就這么樣,我在三意社待下來了。后來三意社收了這一班學生,過了幾個月,人家還要考試,考的時候就會刷掉一批。考試的時候正好我奶奶去世了,我回去守喪了,就把這次考試逃過了。

我是1950年11月份進的三意社,參加了新生部,肖玉玲是1952年來的,她來的時候就本身會唱戲,她當時參加的大人班。三意社的姚裕國老師、袁允中先生非常喜歡我,1953年姚裕國老師給我排了《蘇秦激友》,接著又排了《周仁回府》,還經常把我叫到他家里吃飯。張朝鑒老師還給了教了《詳狀》,他的白口確實好,帶著二音。(示范:“道姑我處有狀,待我看來”),就是同樣的幾個字,他說的白口就是給人感覺不一樣。那時候我在同學中年齡小,演生角的還有劉新民、王敬安,他們當時嗓子好,在學生里面挑著大梁,后來把我調到大人隊給肖玉玲配戲去了。我倆合作的第一個戲是《秋江》,第二個戲是《天仙配》。1953年,《秋江》出來就碰上大人“赴朝”慰問演出,十幾本戲全部壓到我們身上了,我和肖玉玲把《秋江》一次就唱了40場。我在底下就不會說話,沒聲了。我這嗓子還怪,一到舞臺上就出來了。把我一天唱得累的,嗓子都有白喉了,然后就給舌頭上打的青霉素,舌頭硬的連水都喝不下去,就那樣晚上還要唱戲。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和肖玉玲合作演《秋江》,下來電臺叫錄音,我的嗓子得了白喉,醫院讓我動手術。我哥是軍醫,他把我領到陸軍醫院,他就說再也不能唱了,再唱嗓子就爛掉了。我在陸軍醫院住院,還沒有到出院時間,電臺又要叫錄音,劇團就把我催著拉回去錄音。錄完音,我的嗓子又腫了。到現在我的嗓子二音不行,沒有二音子。

以后劉新民、王敬安都沒嗓子了,又要把我調到新生部。姚鼎銘先生是大人隊的導演,新生部的教練是徐元民老師,他們兩個為我吵架了。姚老師說:“到新生部和肖玉玲的幾本戲誰演?”我當時沒有戲,在底下吊嗓子,他們就在舞臺上干仗著呢。我在新生部白天演《梁山伯與祝英臺》、晚上演《呂布戲貂蟬》,當時才十幾歲個娃,擔子就這么重。我這人笨,不管睡覺走路,都在念臺詞,不管其他閑事,可能也是家里小時候沒有營養,一天臺詞先念不過來,有時候我在前臺唱,幕后有人給我抱的本子提詞。再一個我這身體不好,尤其是腰在家里遭過罪,我的同學練功時他們腰不疼,我們有個叫李天堂的老師,他給我扳腰,疼得不行,腰壞了。我這身體,一是家庭把我折騰壞了;另外,我當時是十幾歲的娃,要挑那么大的大梁,幾十本戲都讓我一個人唱,不對了的話,徐元民老師就提著桿桿打呢。所以我小時候在家庭和劇團都受的罪大,但我們的老師實際對我很好,有時我肚子餓的不行,老師給上五分錢,在三意社門口買上個肉夾饃吃一個。

馮亞民、任蘭英《花亭相會》劇照

采:您進三意社多長時間就開始上臺演戲了?

馮:1953年就開始演戲了,第一個折子戲就是姚裕國先生排的《激友》,本戲是《秋江》。從53年開始,一會兒到大人里面,一會兒到學生里面,反正劇團的戲我都演過。

采:您演的這些戲主要是誰排的?

馮:姚鼎銘我們叫大姚老師,姚裕國叫二姚老師。姚裕國老師對我好,大姚老師對肖玉玲好,排戲時把我罵的,嫌我笨。我們劇團還有三個京劇教員,謝蔚霈、李闊泉、李慶增,也給我們排戲,李天堂老師主要訓練我們踢腿、下腰。趙振華老師對我也好,也給我們排過不少本戲。那時候不發工資,我沒有營養,家里也不會給補貼,社里有一個大師傅,叫馬學義,我把他就馬哥,他對我好。我和肖玉玲演完戲后,他就給我一盤子紅蘿卜絲,留上兩個饃,因為唱戲前不能吃的太飽,肖玉玲也沾我的光了,我說:“玉玲,趕緊,咱們吃”,天天這樣。這些老師對我們學生很重視,他們排戲的排戲,照顧生活的照顧生活,我很感激他們。

我這人愛學習,我有一個老師叫嚴輔中,他對我也好,中國京劇院杜近芳、袁世海、葉盛蘭他們來在西安人民劇院演戲,嚴老師給我票就說:“娃呀,去看戲去”。趙燕俠在五四劇院演戲,嚴老師也把我領去看她的《玉堂春》,“會審” 到現在我還記著,她是京劇演員,能把我能吸引住,哎呀,那唱腔、表情、眼神,真的絕了(拍掌叫絕),現在沒有。梅蘭芳先生在人民大廈演出,蘇社長給我的票讓我去看,我那時候是個娃娃,欣賞不了梅先生的戲,他的藝術太高了,太深了,我看著就瞌睡了。梅先生來西安之后,還到我們團里拜訪蘇家,還照了相。那天照相我沒有去,后來蘇社長還說:“你這娃簡直沒法說,這么大的藝術家到咱們團來了,照相為啥你不參加?”我這人不圖名利,藝術好了我就向你學,其他事不想參與,就這么個觀點。

馮亞民《白蛇傳》劇照(1954年)

采:西安的秦腔名家您還有哪些印象?

馮:在西安,像王天民、劉毓中、我師父蘇育民也是藝術家,我都看過。王天民的戲到現在還在我腦子中裝著,絕了!王老師是男的,我是女的,就《洞房》的一點動作、一點表情我的身上就起雞皮疙瘩,就好到那個程度,他和梅先生的藝術有一拼。我們社長也說過:“人就不愛和他(王天民)演戲,把人演的身上起雞皮疙瘩呢”,你就可以想象王天民演戲的程度。劉毓老和我關系也好,經常說:“娃呀,到劉伯這兒來,給劉伯把這啥做一下。”因為去長春(拍電影)的時候,他和社長在一個房子住著,當時計劃要拍《打柴勸弟》,要我給社長配娃娃生,經常去他們房子,所以他對我很熟悉。劉老的戲和社長的戲是兩碼事,他是衰派老生,像《賣畫劈門》這類戲別人唱不過他。我師父(蘇育民)人好、戲好,過去我在西安當學生時,人們就說:“蘇家的藝術算正宗”。他是能文能武、貧生能唱,武生也能唱,胡子生也能唱。他的很多戲都是我給配的,《打柴勸弟》我的二生子,《激友》我也演的二生,尤其他的《大煙魔》,我演的他外甥,這個戲是在尚友社劇場演的,三意社那時正在修舞臺。他一出來就拿那個拐拐一甩,我腦子現在還有印象,他就像財主家的少爺一樣。《家庭痛史》里他演的不務正業的男人,肖玉玲演他的妻子,我還是演他外甥。《三堂會審》給我派的前本王景龍,演“嫖院”、“關王廟”,他是后本王景龍,演“打更”、“夸官”到“會審”、“監會”、“團圓”。他在探監前沒有遇見劉秉義時,戴著氈帽子,把觀眾這么一看,帽子往底下一拉,他的那表情,我到現在記得很清楚。

蘇育民先生《打柴勸弟》劇照

社長那時候忙得很,他是政協委員,到北京開會一年就得幾次,還要經常出外演出,回來就演上幾場戲。他也給我們教,就是比較少,主要是沒時間。我的水袖就是社長教的,他說:“娃呀,觀眾給你鼓掌并不好,你要能把臺子底下觀眾看得不吱聲,都看著你,你就把戲演成功了” 。“哪怕臺底下有一個觀眾,你也要對他負責,認真的演。”這是他給我說的原話。他給我說水袖怎么甩,第一次甩什么,第二次甩什么,這都詳細的給我說過。再一個,他給我教了個尖團音,比如“小官人“,這個“小”字就是尖音,舌頭尖子上把這個字挑出來,他還專門讓袁多壽的兄弟袁莊給我鍛煉尖團音。他還給我說,發音要從丹田,小肚子這塊,積氣往出發,要注意共鳴,鼻音、腦音、喉音,五音俱全。和社長交往都是封至模、袁多壽、袁莊、馬健翎、黃俊耀這些人,對唱念方面非常講究。蘇家的戲不一樣,他的唱腔、道白、表情,就和別人不一樣,和葉盛蘭在一個層次上。

社長這個人好,不亂發脾氣,從不罵人,至多就把你批評一下。他們一家子都是唱戲的,他們的嗓子都好,老大——大社長(蘇哲民)唱戲撲到臺子底下,很早就不在了;二社長(蘇新民)后來在研究院教男生唱腔,社長的《游園逼宮》這些戲都都能唱,也能教;蘇蕊娥在研究院教的女生唱腔,五幾年讓蘇蕊娥登臺演《三娘教子》,她和我現在一樣要拄拐杖,我們把她叫娥姐,團里就把我派去給她演娃娃生,上場把她扶著。那次臺子底下坐的都是名人,我上去一緊張還把詞給忘了。娥姐有時候到我們劇團來,這些大人們就說;“來,給咱們唱上一段”,她的唱腔非常好。蘇乾坤雖然沒在戲行,但有次在電視上唱了一板唱腔,一開口,臺子底下觀眾掌聲不斷。唱戲離不了生活,藝術把生活裹上,這個戲就值錢,他們的藝術氛圍在那放著,所以蘇家的戲就是正宗。

關于學戲,我這也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過去社長演戲,我就在簾子口看,他下場了我就在后場等,就是一錘一腳都在按他的學。長春拍電影時,帶去了本戲《火焰駒》和兩個折子戲。社長把我也帶去了,讓我給他演《打柴勸弟》的二生子。計劃先排《火焰駒》,因為用的人多,排完了其他人就可以先回來了。結果《火焰駒》拍了一半,上面有政策,我們折子戲就拍不成了,就光把本戲拍完了,我們就提前回來了。《火焰駒》里的生角的唱腔全部是社長給陳妙華教的,社長雖然演的是大生子,你看人家的撂板唱的多好。那次去的還有謝邁千、荊生彥,他一天和荊生彥都在研究著怎么唱怎么唱。回來以后,社長就給我把這戲排了,光《賣水》一個出場教了多少遍,手把手給我教:“你這娃咋這么笨”,他在院子拿個躺椅在那一趟:“來,過來把這戲走一下”。

1958年8月28日馮亞民在三意社演出戲報

蘇家當今沒有了。現在也有人找我學戲,我認為排戲不能誤人子弟,答應給他排,我得弄清楚:你是要光學這個戲,還是要把蘇家的東西融化到你身上?你先把你的觀點弄明白。你要光學這個戲,我坐著給你說這戲咋唱就行了。但如果想學蘇派,難。社長確實對學生好,我離開西安的時候,還給我買過一雙靴子,囑咐我要常練功。

采:您什么時候離開三意社的?什么原因?

馮:我是1959年離開三意社的。過去三意社有個書記,他讓劇團這些人入黨,就用這點權利和一些女演員亂搞關系,有次被我無意中發現了,他就想辦法造謠整我。我逼得沒辦法了,就去了甘肅張掖山丹劇團。蘇社長也沒有辦法,當時也被人批斗,走的時候我就在會上說了一句話:“雪里埋不住死人”。后來我懷孕回西安,我同學就告訴我三意社的底子全部被揭開了,那個書記也蹲了監獄。為什么我會到山丹,因為我對象是渭南劇團的學生,他支援到山丹了。山丹的團長又去渭南要演員,正好我們三意社在渭南劇團的劇場演戲著呢,那團長叫個王剛,就看上我了。他回來就到山丹劇團說:“三意社有個小生確實好,如果能到我們的劇團,我們的戲就確實提起來了。”大家就問是誰,然后說這是誰誰誰的對象,由縣委出面給我師父拿的東西,讓我去山丹。當時我在三意社那樣的處境,社長就放了我。

我那時沒有出過門,也不知道山丹是什么樣子,一下火車我傻眼了,車站里連個燈都沒有。可是山丹的縣委書記、縣長、部長這些領導對我好,就把我這么供著呢。到了山丹后,給我排了個《芳草碧血》,正好十年大慶,就在蘭州劇院演了這個戲。講述聶政刺殺秦王的故事,我扮演刺客的角色,薄底靴子、佩劍,因為我是個文武生角,也能扎靠,所以演出效果很好。當時是十月國慶獻禮,演戲的時候我父親就在領導后面坐著,我們的團長陪著省上的領導看戲,我父親聽見領導說:“這個演員可以調到省秦來”。戲完了,局長跑到房子把我看了一下,準備要把我調到省秦。結果我們的縣上一聽說把我要調到蘭州,就把劇團拉到敦煌,讓人民劇團另外一個演武生的女演員代替我了。

61年甘肅餓死人的時候,派了4個劇團到新疆調糧,有人民劇團、張掖劇團、山丹劇團和大眾劇團。兩個團上北疆,兩個團上南疆,我們劇團去了南疆,河那邊就是蘇聯。我那時剛剛在西安生下老大,團長就在我家住著,我還沒有出月子就讓我上新疆。沒辦法,今天出月子,明天就跟他上了新疆。那時候是個過年的時候,新疆有個大河沿,為什么叫大河沿,新疆和甘肅兩交界。火車只能通到大河沿站,然后就用小車、吉普車、大轎子車把這些人從大河沿往新疆運。

調糧回到蘭州后,我到西安生的大女兒,那時宣布小劇團一律解散,我們山丹劇團就沒有了。沒辦法,我就到處搭班子。我那時也找過蘇社長,漢中勉縣到研究院要人支援,社長就給他二哥說,讓我和研究院的三個人一起去了勉縣。剛開始的時候勉縣的團長不想要我,嫌我是個女的,人家幾個男的長的也高,有唱胡子生,還有唱媒旦的。我讓我父親把我送上火車,上了火車也沒人和我說話,團長就和其他男的坐著聊天,把我撂在一邊。到了勉縣后,就把研究院接的把式帶著下鄉演出去了,意思說我在研究院接了些人。讓我和劇團的一個女的在團里先住著,也沒有讓我下鄉。下鄉回來后大家都得出戲,人家就問我演啥,我說我演《激友》,隨便排了下就上了臺。上臺一演,團長態度就大轉變了,就不管他們了,光招呼我一個了,派的人把我專門招待上。

后來勉縣劇團也要解散,我回來了,又沒地方了。這時候,甘肅省秦的劉茂森團長、張掖劇團派的人,有的在蘭州找我,有的在西安找我,都沒有找見。我在家生娃時,我就給劉茂森寫了一封信,他給我回信說劇團現在下鄉了,讓我直接去他們團里。我把娃生完就跑到蘭州了,到省秦之后劉團長下鄉還沒有回來,團里就一個書記,還是外行,他說:“來回車票我給你報了,你先回去,劇團回來了我給你去信”。我就拿著省秦給我買的車票,在街上走著,晚上的車票就準備回家,結果碰見了蘭州市秦的王玉梅。我們在蘭州劇院演戲時見過,她就把我拉到她家里去了。然后她到市秦通了消息,市秦就讓她千萬把我留住。這是63年的事情,我就到了蘭州市秦。

馮亞民《芳草碧血》劇照

采:當時市秦是什么情況,都有什么演員?

馮:市秦那時候演員很硬,張方平是團長,李壽亭是書記,演員有靖正恭、楊金民、周正俗、劉金榮等,他們都是好演員。周正俗是甘肅人,功架好,但他是甘肅白口,陜西這邊人不認。劉金榮是陜西人,他的《金沙灘》可真好,《點將》時在桌子上刀一提,眼一睜,一個一個數娃呢,那一對眼睛大得很,真是一絕。還有莊用中,是陳妙華的叔父,妙華他爸是莊正中,哥倆都是唱小生的,他以后沒嗓子了,就畫了布景。當時劇團有個別演員給領導說,不讓要我,劉金榮和莊用中這兩個人給我畫押了。他們給市秦的領導說:“要是把這個人放走了,就真沒有水平”。他倆以前和我都不認識,人家是劇團老藝人,都幫我說了話,我就在市秦待住了。

采:您在市秦都演過哪些戲?

馮:劇團所有的戲都參與演著呢。文革中間造反派整我整得厲害,我不想在劇團待了,就去商業上當了個服務員,這期間我啥都干過,文化大革命以后演開老戲又把我提溜回來了。這一階段我演的最多的是《周仁回府》,當時蘭州劇院是我們劇團包的,另外有些小劇團在蘭州劇院附近的隍廟演出,人家兩毛錢一張站票,我們是座票,所以那些劇團臺子底下紅火得很,我們劇院每天能賣半池子人,團長的《跑城》這樣的戲也上不了座,蘭州劇院也有意見,說我們市秦賣不上座。團里的王篤把我塞出去了,他是團委會的委員,在大會上提了個意見,說讓我上個《周仁回府》。我就給領導說:“先唱上一個戲,我這個演員能站住腳,你們要我,我就留下,你們不要我,我就還回到商業上去,哪都能吃上一碗飯。”結果他們同意了,就派莊用中給我排戲。莊用中也很高興,就給我當導演,實際上給我當的啥導演,就是一天把樂隊、演員集中起來,具體戲還是我自己排的,因為小時候在三意社就學演過。大家都休息了,我就在舞臺上一個人練,有時候就把王篤叫來給我把這段唱腔拉一下,就是個干胡胡給我伴奏著練唱,莊用中有時候就回去了,有時候也在場。結果把牌子掛出去,都沒想到,蘭州劇院樓上樓下座全滿了。大街上別人給我說的:“文化大革命前見你演過戲,以后再沒見過,現在怎么冒出來了”。劇團的人都傻眼了,王篤給人家打了包票,王篤也贏了。

《白玉樓-觀畫》也經常演,我看過靖正恭老師的,大家都知道他的這個戲。靖老那嗓子是童音,又甜又亮,他在甘肅演《觀畫》《吃魚》是一霸,在群眾中是很有名望的。主要是白口好,但身上沒功,身架不行。他也是我師父,那一年市秦要組織拜師收徒,靖老自己填的是我師父,他這人也好,給我說:“亞民,你不要介意,我把你寫上了”,我說:“沒有啥”。實際上我沒有拜他,他也沒給我教過戲。今天說實話,我后來演的的這些戲都是我自己排的,像《周仁回府-悔路》到這應該怎么動,出場應該怎么出;像《白玉樓》張彥把白玉樓趕出去,后來明白是誤解了,這時候人物是啥心情,應該用啥動作,都是我自己設計。當年老師也給我教過,但有些只能排個大體,我自己也在演出中不斷琢磨。

馮亞民《周仁回府》劇照

采:到蘭州以后和三意社還有來往嗎?

馮:我的同學都在三意社,和我關系都好。三意社來蘭州演戲,就在文化宮住著,肖玉玲一天纏著我,她上舞臺我得跟她上舞臺,她化妝要我坐到她跟前。她在這演了一回《三堂會審》,非得找我給她配王景龍。那時候團長是張世軍,就給她說:“她有病呢,在家還是在哪,我們也不知道,先給你派個人把這戲先排了”。肖玉玲說:“我要等,你們趕緊找人,要不這戲我不排”。我還把她說了一下:“這戲我都忘得差不多了,誰給你把這生角演上都行,你的事情太多了。”我一去,樂隊也讓我演。過去我演的前本,后本不太熟,劉養民給我把詞一說,就把這戲演了。

贠宗翰也是我同學,他比我小幾歲,56年支援白水時,把他支援走了,后來到了研究院。有次到蘭州為《趙氏孤兒》錄音,讓王篤叫我呢,我說老同學來了得支持一下。就“掛畫”這一場戲,宗翰一會兒就唱不成了,就把電壺放到跟前,使勁喝。我和他開玩笑說:“宗翰,你干啥來了?這一電壺水喝完了,你一場戲給人家沒錄完”。我一口水都不喝,順順當當把戲錄完了。

三意社舉辦社慶,也給我下過兩次請柬,第一次我回去了。第二次我有病,沒有上班,收發室把請帖給我遲了,收到時慶典都過了,沒有去成。第一次我拿到請柬就去了,去了之后大家都讓我演《激友》。過去給我師父打鼓的是衛鎬京他爸衛振伯,這時候衛振伯都不在了。我有個師哥叫楊輔祿,也是敲鼓的,他也退休了,社慶時三意社請他去,沒請動。我回去這戲讓誰敲呀,年輕娃娃們不會敲。李夕嵐就把我領上到楊輔祿家里去了,他是李夕嵐的大伯哥。我去啥話都沒說,戴了個帽子,往沙發上一坐,李夕嵐就說:“哥,你看誰回來了?”,我把帽子一拿,他說:“哎呀,妹子,你咋回來了?”就高興的不得了。我說:“我回來了,人家要讓我演《激友》,誰給我敲呢?”他說:“哥給你敲,你來了,哥要去呢么。”就這么著把楊輔錄請到了,他把這戲敲了。后來碰見衛鎬京,給我說:“姐啊,你咋不讓我給你敲呢?”我也是把他忘了,一時沒想起來,要是他敲可能效果會更好一點,因為他的鼓錘和他爸一樣硬。以前社長演戲都是衛振伯敲的,楊輔錄不敲,打下手呢。演出時康盛富給我配的蘇秦,原定的他要和李月娥演呢,我去了以后李月娥和衛水珍演了《藏舟》。康盛富見到我也很高興,把我放到他家里,給我買的黑米酒,一天就讓我吃喝,反正他就是不讓我走,把我喝的連嗓子都沒有了。西安那時沒有暖氣,給我跟前架了個爐子,爐子有煤氣,把我住的頭都疼了。我說:“老哥,在你這兒住的,頭也疼,酒喝的嗓子也沒有了,我給人家咋演戲呀”。最后一天,牌子掛了,劇團在三意社隔壁給我包了一間房,我得把我的戲詞都回憶一下,嗓子也不成,也沒有二音了。這戲給人家不演吧,把人家都吃了一個禮拜了,不表現一下也不好。我就在旅社想:我這戲演不好,第一沒嗓子,第二有些詞都想不來,有些是跺錘子,詞要唱快呢,詞不記得,唱啥呀?回頭又想:把這臉一抹,裝到袖子里,把我東西都收拾好了,晚上硬著頭皮把這戲演了,丟人了我就連夜坐火車跑了,你們該議論議論,我不管。如果說演的還能站住腳,我還得回趟家去,家里還有老人呢。結果就硬著頭皮把這戲演了,但是陜西的觀眾、文藝界的朋友竟然都說好,這個結果我沒想到。文藝界的人就坐了半池子,兩邊走廊上都站得滿滿的。王芷華把戲校的學生也帶著去了,把頭里的凳子占上,問我第幾個演,我說我第二個演,我演完大家該回家的就回家了。就這一演,我也不知道好不好,我到現在沒有想通。我認為那次沒演好,第一沒嗓子,第二嘴里的詞不清楚,至于表情還湊合。我過去53年就演《激友》,觀眾那時對我就有好評。我給你說,這戲我只演了七成,沒有演到家,我對不住陜西的觀眾,我也承認。

三意社給馮亞民所發的請柬

采:您和文藝界的人關系都很好。

馮:人家都說同行是冤家,我和同行是親戚。陳妙華、王芷華、劉茹慧這幾個演小生的和我關系都好,他們來蘭州,我也熱情招待。我以前經常到易俗社看戲,陳妙華演的《奪錦樓》的二生,確實好,這戲我也演的。我今天說良心話,妙華可憐,她有個外號叫洋蠟臉,我那老師就說她臉上老貼洋蠟著呢。可是妙華一見我就親得很,我們之間不談藝術,就說家里的事情,她什么都給我說,我很同情妙華。王芷華是王保易妻子,她和我關系也好,后來調到藝校了。蘭州市秦的段希文演《周仁回府》,原來他光會個《悔路》,后面都是我給排的,我給劇團說我這戲只演一個禮拜,后來都是讓他演。

采:您哪一年退休的?

馮:我這身體不行,后來國家搞了一個“養起來”政策,就把我養起來了。大概是94年的時候,就退休了。

采:您演了這么多戲,最喜歡哪個?

馮:我也沒有最喜歡的戲,我本身就不愛演戲,是生活所逼,沒辦法才干了這個。我一輩子按我師父說的:“要不你就不要演,要演就對觀眾負責,哪怕臺子底下一個人,也要好好演。不要以為觀眾給你拍手,就覺得戲演好了,要讓觀眾靜靜的看著你。”我的幾個戲里,《芳草碧血》是我原創的劇目,演出是比較成功的。《周仁回府》是按照蘇家的路子演的,過去新疆有人讓蘇家給他排《周仁回府》,蘇家讓我去給排的。有年我們團上武威演出,去了一幫子好演員,我因為身體不舒服,就在農民家熱炕上睡覺。演了幾天后,張方平的《跑城》,薛志秀的《大轅門》都上了,結果上座率不行。劇院里面的人就和我們領導談:“你們還有其他戲嗎?你們的名演都出來了,都沒有個滿座”。人家劇場領導不愿意,意思不行就終止合同。領導沒辦法了,就把我又推出去。正演戲呢,就把牌子往舞臺旁邊一放,人們不看戲了,都買票去了。農民的老婆和我睡著,她給我說:“你就是那馮亞民?你的票買不到手”。我問:“啥票買不到手?”她說:“人家寫的明天馮亞民《周仁回府》,票買不到手”。到第二天去了以后,還真是滿場,有幾次都是這情況。到永登去,我演《周仁回府》、《白玉樓-掛畫》,走廊人都走不過去。說明這幾個戲觀眾還是比較滿意的。

馮亞民與蘇乾坤(蘇哲民之子)來往信件

采:針對目前秦腔的現狀,談談您的看法。

馮:我覺得你們搞的這個活動,也讓我想了很多。我經常看戲曲頻道,很多劇種都上電視了,就是沒有秦腔。難道秦劇就不好嗎?秦腔是古老的劇種,那些小劇種都可以上中央電視臺,為什么我們秦腔卻不能?我們丟失的東西太多了,和前輩比差得太多了。昨天他(指孫偉華)給我說這事,你們搜尋秦腔古老資料,這是在復興秦腔,你們是好人,不然秦腔就沒救了。要不搶救這些老資料,后來這些人怎么跟前面的名家學習?很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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