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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唐長安最國際,西安“源”來這么潮

2018年12月07日 01:44:01來源:絲路博物館之城 作者:佚名 瀏覽數:1363 責任編輯:本站小編

在漢唐之間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地圖上,長安無疑是兩千多年前“絲綢之路”的起點和東西方文化交流薈萃的盛地。當時歐亞大陸上外國人都將長安稱為“胡姆丹”(Khumdan),在敦煌發現的寫于西晉末年(312年前后)的粟特文信件真實地記載了西域各國經商貿易者稱呼的“胡姆丹”就是中國長安。這證明長安外來譯名“胡姆丹”作為一個國際性詞語走進了千年歷史的民族記憶,更是在古羅馬、敘利亞、波斯等異邦遠域傳揚流播,在世界文明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因此,長安一詞成為現代西安歷史文化的象征符號,在這塊土地上留下了舉世矚目的外來文明遺產,值得人們仔細回味與衡量。

一、絲綢之路和中外交流

公元前5世紀巴澤雷克(今俄羅斯戈爾諾阿爾泰省烏拉干河畔)古墓群和公元前4世紀前后在中亞、印度等國家和地區的古墓中,都發現有精美的中國絲綢殘片,甚至出土了刺繡著鳳凰圖案的中國絲綢,這證明當時已經有了絲綢之路的聯系,所以公元4世紀前的希臘古典著作中稱中國為“賽里絲”(Seres絲國)。

蚌雕人頭像

絲綢古道的存在,必然使地處關中地區的周人、秦人們與西域、中亞地區有著物質和文化的交流。1980年秋,陜西扶風西周宮殿遺址中發掘出兩件西周蚌雕人頭像,高鼻深目,頭戴堅硬高帽,與居住在中亞地區“塞種”人像完全一致。不管這種蚌雕頭像是周人制作,還是中亞游牧部落獻給周王朝的貢品,都說明雙方已有著交通往來。公元前623年,秦穆公“開地千里,稱霸西戎”,迫使居住在河西地區的塞人向西遷至伊犁河地區,現在新疆伊犁地區、中亞北部地區和阿爾泰地區都發現許多塞人活動的遺址文物,在天山東部阿拉溝墓葬中還發現中原絲綢(菱紋鏈式羅),在楚河發現關中西周式的曲柄刀、銅鼎、銅釜等,說明了早在漢代張騫通西域之前很久就存在著絲綢之路的古道。

公元前138年城固人張騫出使西域,他歷時13年才返歸長安,并將西域各國和中亞的地理、物產、風俗上報給朝廷,這些材料均載入《漢書?西域傳》,成為中國最早記載絲綢之路的歷史文獻。公元前119年,張騫再次率領300余人的使團出使西域,到達大宛(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干納)、康居(今撒馬爾罕)、大月氏(今阿姆河北)、安息(今伊朗)諸國,這些國家都派遣使節和商人紛紛來到長安,《漢書?西域傳》記載長安上林苑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于黃門,巨象、獅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從此開創了中外交流的新紀元。

西漢長安是中外交流的首先得益者,又是經濟貿易與文化交流的集中地。首先,西方物產源源不斷地輸入。天馬(大宛馬)、西極馬(烏孫馬)被成批運入關中,促進了漢代養馬業的發展,僅中央掌管的軍馬就有40萬匹之多,此后西方優良品種的駿馬成為漢人追求的目標。到3世紀時,盛傳“天下有三眾:中國為人眾,大秦為寶眾,月氏為馬眾”。從西域傳入的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核桃)、胡豆(蠶豆)、胡瓜、胡蒜、胡荽(香菜)等被大量栽種于關中。印度的胡椒、生姜,阿拉伯的香料,埃及的琉璃,羅馬的火浣布、夜光壁、明月珠等,也在長安皇宮內不時出現,充作貴族的生活奢侈品。外國商人通過絲綢之路進入陜西,大大推動了貿易的往來。

其次,西方文化藝術傳入內地。由于月氏貴霜王朝向東擴張和印度人的商業活動,犍陀羅藝術中的希臘羅馬式裝飾手法被傳入,漢代圓雕動物中新出現的獅子、有翼獸來自于波斯,以后演變為石獅、石馬和天祿、辟邪。漢代畫像磚上有許多獅、象、鷹頭獸、長頸鹿、裸體人像、神仙羽人等藝術造型,其表現手法有和希臘、羅馬雕刻一致的地方。銅鏡中還有周穆王和西王母肩生雙翼的形象,與希臘有翼天使及愛神的人像相同。海獸、葡萄、孔雀、忍冬草、寶相花等圖案的銅鏡在陜西屢有發現。用胡角演奏的波斯音樂《摩訶兜勒》(月神、雨神)被改編后在宮廷演出,羅馬的藝人也在宮廷表演“百戲”,甚至還有成批的中亞人在長安表演人獸搏斗。

《職貢圖》,南朝梁蕭繹繪

再次,外交管理機構開始設置。漢朝在長安設立了專管外交事務的大鴻臚,并有“譯官令丞”,翻譯中還有女譯人。每當外賓來到長安時,朝廷都要盛情接待,遍覽各府,表演百戲。長安城內藁街聚居有西域商人的“蠻夷邸”,皇帝死了西域商人也供帷帳設祭。公元100年時羅馬帝國馬其頓行省和東方行省的商人組成商隊曾經過長安到達洛陽。1965年和1973年在漢長安城遺址與扶風縣姜塬村出土希臘銘文鉛餅共15枚,據考釋是安息“法拉克麥”錢幣,為中外交流提供了實物證據。

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2世紀的兩漢時代,中國絲綢的質量和品種均獨步世界,因此它才能作為商品向西方傳播。公元前64年,羅馬人征服敘利亞后,對中國絲織品需求急劇增加,羅馬貴族都爭穿綢衣,連教堂也用綢幕絲簾,以致羅馬人驚呼絲綢這種奢侈品花費了他們大量的金幣。“賽里斯(絲)國”由此聞名于歐洲。除絲綢外,中國的漆器、鐵器、銅鏡、軟玉、釉陶、麻織品等也輸往西方,關中長安使用的穿井開渠技術也在此時傳入中亞和印度,梵文中一些名詞都加“秦地”字樣,說明中外文化經濟交流是雙向的。

絲綢之路貿易興盛緣于其巨大的利潤,《漢書》記載:“自蔥嶺以西,至于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長安成為各國商人匯集之地,“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而且“西域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于送迎”。甘肅敦煌泉懸出土的漢簡保留了大量西域各國使者進入中國內地的珍貴紀錄,五百多條記錄涉及二十四個國家,證明史書記載不誤。

三彩載物臥駝(西安博物院館藏)

匈奴人從中國北方西遷后,6世紀中葉崛起于阿爾泰山地區并雄霸中亞的突厥人,向東擴張造成又一次民族遷徙浪潮,但“絲綢之路”仍連綿不斷。西安草場坡和咸陽底張灣都出土有波斯軍隊裝備甲騎具裝陶俑,表明中西交流的繼續。隨著印度佛教的傳播,希臘羅馬和犍陀羅壁畫、雕塑藝術也進入西安周邊地區,并逐漸和中國式衣冠相融合。

公元7至10世紀的隋唐帝國先后定都于長安,更使“絲綢之路”走向極盛繁榮。隋代大業年間(605―613年)曾大力招徠胡商,并吸引西域大批商隊前往長安,以首都貿易取代邊境貿易。當時為了睦鄰安邊和“揚威異域”,通過“互市”、“賞賜”等渠道大量輸出絲綢,這種特殊的背景導致更大規模的東西交通,隋煬帝派出大臣出使波斯、罽賓(今阿富汗)、摩揭陀國(今印度比哈爾西南)、史國(今烏茲別克斯坦)等地,溝通了數千公里的絲綢之路。唐代由于西部疆域超過了漢代,在碎葉、龜茲、疏勒、于闐設立了安西四鎮,為絲綢之路暢通提供了保證。強大的唐王朝十分注意國際的密切聯系,據歷史文獻記載,在各國進入長安的使節中,新羅有89次,阿拉伯有39次,日本遣唐使14次,林邑(今越南南部)24次,東羅馬7次,波斯、婆羅門(印度)、朝鮮、泥婆羅等不計其數,“絲綢之路”的聯系比任何一個時期都更為廣闊。考古文物證實,僅中國境內就發現波斯薩珊銀幣近2000枚,在長安還發現了希臘文鉛餅、拜占庭式金幣和阿拉伯文金幣。這都是絲綢之路交流的珍貴證明。

1953年陜西咸陽底張灣隋墓出土東羅馬查士丁尼二世金幣

8世紀50年代以后,回紇繼突厥之后又與唐朝進行“絹馬交易”,中原絲綢隨之源源不斷地流入回紇,然后又經中亞粟特人之手流往西亞、拜占庭。而東羅馬、大食、印度、波斯等地的玻璃、香料、藥材、獅子、駿馬、馴象等大量傳入中國內地,陜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的琉璃盤、琉璃瓶等均是阿拉伯伊斯蘭風格的精品,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貴實物。

10世紀之后,由于中亞分裂戰爭不斷,中國境內也相繼動亂,絲綢之路漸漸失去了其風貌,特別是宋元以后,海上交通日趨重要和繁榮,陸地絲綢之路逐步處于凋敝和停滯,長安所起的中外交流紐帶作用也漸漸喪失了。

二、長安外來的僑民與移民

秦漢以后,西域各國因戰爭避難、貿易經商、互通使節、質子侍衛、傳播宗教、入仕任官、各行技藝、求知留學等原因來華的人很多,從張掖、敦煌、武威到長安形成一個個遷移的僑民區。如北魏以后進入長安的印度僧侶就達70余人,《梁高僧傳》記他們有人“生于長安,貌雖梵人,語實中國”。西安碑林博物館里保留的一些碑刻也記錄了月支、粟特、龜茲、匈奴等移民的定居,如臨潼新豐有支胡數千人,藍田有數千粟特人在康橫率領下按部落“歸化”,韓城有粟特人康維摩率部眾據地占關,蒲城有龜茲白氏后裔居住。因而《晉書?江統傳》說:“關中之人,百萬余人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其人數之多,不難想象。近年西安北郊連續考古發現北周安伽墓、史君墓、康業墓等都是中亞粟特人移民的典型實例。

安伽墓石棺床

長安是一個移民城市,故鄉與異鄉的交融,鄉音與胡音的交錯,移民是其城市特質。不同地域、不同國家的移民來到長安不僅帶來聚會與包容,更帶來激情與活力。

唐代長安是當時東亞最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朝廷奉行兼收并蓄、開放包容的政策,據《唐六典》記載,曾有70多個國家與唐王朝往來,每年都有大批外國人到達京城,因而長安成為民族成分和各國人種最復雜的地區,具有國際化都市的性質與色彩。《資治通鑒》記載,貞觀四年(630年),突厥汗國頡利可汗至長安,僅突厥受降五品以上官員就達百余人,入居長安者近萬家,占當時長安城人口三十分之一。《資治通鑒》還記載唐代宗大歷十四年(779年)“先是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偽服而雜居者又倍之”。由于安史之亂后河西地區逐步淪陷于吐蕃人手中,僑居在長安的外國人無法再返回自己的國家,成為長久居住的移民,唐人習稱他們為“雜種胡”,僅城內西市就常有數千人。半個世紀以來出土的大量唐人墓志與中外交流文物,說明了外國人在長安的活動。下面我們僅舉幾例。

1957年西安鮮于庭誨墓出土胡俑

中亞昭武九姓的康國(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人,其中最著名的是佛教華嚴宗的實際創始人康法藏,他自號“康藏國師”,曾與玄奘一起譯經著述,地位很高。康志達,墓志記載他系康日知第四子,官至幽州衙前兵馬使,不僅在長安永樂里有官舍,而且康氏家族在長安龍首鄉興臺里有祖墳,是由靈武遷來的僑民。康國人入居長安或歸降的康姓人特別多,康蘇密、康武通、康續等人墓志說明他們有的入朝為高官,有的以軍功授將軍,有的入唐為質子,留居長安為寓公。有些康姓僑民還冒充漢人之后裔,或與突厥人混雜在一起,唐代詩人李端云:“黃須康生酒泉客,平生出入王侯宅。今朝醉臥又明朝,忽憶故鄉頭已白。”

安國(今烏茲別克斯坦布哈拉)人是昭武九姓中的顯族,他們東遷涼州后世代僑居。隋唐時期安姓人大量入居長安,如安興貴以軍功拜右武衛大將軍入京師;武德元年(618年),“舞胡”安叱奴被拜為散騎侍郎;貞觀四年(630年),安附國一家率所部5000余人入朝安置維州(今四川理縣),受到唐太宗召見,封爵拜將,子孫僑居京師直到武則天時期。1956年西安棗園出土《安萬通墓志銘》說明“先祖本生西域安息國”,其高祖安但入朝位至摩訶薩寶,安菩墓志稱“其先安國大首領”,封為唐朝定遠將軍,夫妻均死于長安私邸。昭陵陪葬墓中安元壽墓志,亦證明其為涼州安國后裔,曾赴西域屢立軍功。又有安令節墓志銘說明其“先武威姑臧人,出自安息國王子”,后流寓長安。

1990年陜西禮泉韋貴妃墓出土胡人獻馬圖

據說當時長安人口中僑民人數就達5萬之多。西安地區北朝隋唐墓葬中出土的深目高鼻、滿臉胡須或穿胡服、戴胡帽的外國人陶俑比比皆是,甚至還有一些“卷發黑身”來自東南亞的“昆侖奴”陶俑,這都為長安外國僑民居住和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貴的實物例證,也是其他區域比較罕見的文化特色。所以對長安的研究與回顧,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這個城市的支撐能力、人居環境、生活保障、公共服務、移民聚落等等,才能真正理解長安對文明的輻射力。

唐胡人牽駱駝俑,陜西禮泉出土

三、東西方交流與風俗文化

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下的長安,從風俗影響上看,也風行著異域胡人和其他國家的服飾飲食、歌舞雜技、宗教信仰等,甚至連胡床、胡帳、胡坐等都對長安人產生很大影響。從西漢到隋唐,各國的特產源源不斷輸進長安地區。大宛國獻汗血馬,大秦國貢花蹄牛,月氏國進返魂香,身毒國(古印度)獻連環羈,黃支國運犀牛,弱水國獻香料,波斯國送玻璃,大食國輸沉香,西海國獻膠裘,條支國運鴕鳥,黎軒國進眩人(稱幻人的魔術師),都盧人表演緣竿雜技。長安的西域風尚遍及許多領域。

隋唐長安城

甘肅博物館展出唐代拜占庭風格鴿子紋錦

在建筑上,宮室第宅采用西亞風格和建筑材料,有唐玄宗模仿拜占庭引水上屋、懸飛流如瀑的涼殿,“座后水激扇車,風獵衣襟”,“四隅積水成簾飛灑”。太平坊王鉷私宅中建自雨亭,夏天檐上飛流四注,涼爽得凜若高秋。楊國忠用沉香、檀香、麝香和乳香“篩土和為泥飾壁”,建造類似西亞的“四香閣”。唐中宗時宰相宗楚客造新宅,以文柏為梁,沉香和紅粉以泥壁。唐代宗時宰相元載造蕓輝堂,用于闐蕓輝香草搗碎泥墻。這些私宅建筑無疑吸取了西方外域宮殿以黃金為地、象牙為門扇、香木為棟梁的建造方法。

胡人獻寶白玉帶,故宮博物院藏

在服飾上,長安受西域風氣感染極深,遠自波斯、吐火羅,近至突厥、吐谷渾和吐蕃都為唐人模仿的對象。貞觀初年的胡帽、羃紗仿自波斯人的繒帛大帔,永徽年間的帷帽來自吐谷渾的長裙繒帽和吐火羅的長裙帽,開元天寶時期露髫淺帽和女著男裝更是尊卑難分、胡漢難辨。仿自印度的女子披肩巾,沿襲中亞各國的翻領折襟衫,流行回鶻裝的小腰身和出自吐蕃的面赭、髻堆,都在長安不同時期風行流傳。現在西安出土的陶俑、壁畫都清楚顯示了唐代士庶好衣胡服胡帽的風貌。

在飲食上,開元以后“貴人御饌,盡供胡食”。平康坊的姜果店、長興坊的店、升平坊的胡餅鋪等都非常著名。“”是中亞、印度等地區盛行的抓飯。“胡餅”外沾芝麻內包餡。“燒餅”則用羊肉、蔥白、豉汁和鹽熬炙而成。“搭納”,即油酥餅。《唐語林》卷六說:“時豪家食飲,起羊肉一斤,層布于巨胡餅,隔中以椒、豉,潤以酥,入爐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呼為古樓子。”此外,于闐烤全羊,回紇“腩”(烤肉片)等西域風俗飲食都傳入長安;高昌的葡萄酒、波斯的三勒漿、西域龍膏酒等均受到人們的歡迎。

蹀躞帶胡服女立俑(西安博物院藏)

在繪畫上,僑居長安的于闐畫家尉遲跋質那、尉遲乙僧父子,是隋代作為“質子”到內地的,他們和康國畫家康薩陀一起將印度的凹凸畫法傳入中原,用鐵線細描和重視設色的表現技法,發揮了西域畫風的特色。唐代大畫家吳道子、盧棱伽等都受此畫法影響,對中國畫風的變革起著深刻的作用。從現在西安出土的藝術品來看,如忍冬紋鏡、海馬葡萄鏡、石榴荷葉紋琉璃盤、鑲金瑪瑙牛首杯、舞馬銜杯仿皮囊式銀壺等,都具有鮮明的西域風格裝飾圖案,說明外來藝術的滲入非常普遍。

在樂舞上,隋唐廣泛吸收西域各國和西北少數民族的音樂,“十部樂”中西涼、天竺、龜茲、安國、疏勒、高昌、康國等音樂占了大多數。許多樂器系從波斯、印度和埃及等傳來,篳篥、五弦琵琶、箜篌、橫笛、金鉦、胡笳、羯鼓等都起源于西域。在長安的胡樂名家更是西域人,來自西方的拂菻、柘枝、胡旋、胡騰、阿遼等舞蹈,分為健舞、軟舞等多種,連演出都是“肌膚如玉鼻如錐”的石國、康國、米國、安國等舞蹈家。各國多次進獻胡旋舞女,每每在長安引起轟動。

唐開元二十二年井真成墓志蓋,陜西西安東郊出土,西北大學文博學院藏

在體育娛樂上,源出波斯的潑寒胡戲經常出現在長安街頭,跳舞乞寒者裸體跣足,揮水投泥,互相嬉戲,連唐中宗也率百官到街坊觀看。波斯傳來的波羅毬戲(又名擊鞠)是一種馬上擊毬運動,連許多皇帝都是酷嗜名手,長安城四處爭筑毬場,左右神策軍、文人學士也均以鞠杖擊毬為能。源于大食的雙陸棋弈,流行于長安皇宮、民間,甚至在長安西市遺址還出土了大量賭博競技的骰子。每年正月十五,長安居民在燈輪下踏歌三夜,男女盡情歡慶,豎立的彩燈達五萬盞,火樹銀花也是按西域格調布置和制造的。

在宗教上,自魏晉南北朝以來,西域各國的僧侶源源不斷進入秦隴地區,長安集中了大量的印度高僧大師,譯經、傳教、研究經典的外國僧侶極多,僅印度僧侶名字見于記載者就達100多人;入唐求法的新羅、日本、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驃國(今緬甸)僧侶也十分頻繁。由于唐政府兼容并蓄的政策,使得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傳入秦隴及長安。唐朝著名書法家顏真卿在京城任官時,常與康國胡人交往,受祆教信仰影響,他的兒子起名叫“穆護”。

唐宮樂圖(摹繪)

在科技上,長安也輸入了大量的印度、阿拉伯和拜占庭科學知識。隋代已傳進大量的印度天文歷算書,據《隋書?經籍志》共有七種六十卷,如《婆羅門舍仙人所說天文經》、《婆羅門陰陽算歷》等。唐朝前期天文學各派爭鳴,其中就有印度天文學家參加,僑居長安的迦葉、瞿曇、俱摩羅三個家族中,世代服務于司天臺,長期任司天監,當時用天竺歷改進的朔法,運用極廣,一直到唐晚期仍是中國天文學家參考的藍本。來華的高僧又大都兼通醫術,印度術士那羅延娑婆寐還在玉華宮為唐太宗造藥。克什米爾、吐火羅等均多次進獻本國藥物,波斯和阿拉伯人還將自己國家的貴重藥物販運到長安市場上尋找買主。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唐邠王府出土的藥物、藥具中,就有上乳、明砂、珊瑚、琥珀等外來藥品。

最近西安唐代西市遺址上又發掘出大塊玻璃母料,證明西市有制造玻璃器皿的作坊,究竟是外國技師還是中國工匠在此制作,我們無法確切猜測,但是說明玻璃器并不全是從西方進口來的,長安也在吸收外來工藝的基礎上有著自己的生產。特別是新展出的唐開元年間武惠妃石槨上的“勇士與神獸”主題線刻畫,充分說明古希臘文明的“拂菻風”曾在長安流行一時。

歷史文獻和出土文物都證明,10世紀以前的漢唐長安是東西方古代文明交流的橋梁和薈萃點,長安更是當時一個國際性的大城市。特別是6—9世紀的唐朝曾吸引了鄰近民族和各國人士蜂擁而至,不單是它具有各國交流的開放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明世界的優越性,即物質生活的富裕,典章制度的完善,中央朝廷的權威,軍事實力的威懾,宗教理性的寬容,文學藝術的繁榮,科學技術的領先,甚至包括服式發型的新潮,所以它能形成國際化的特性,積淀下蔚為壯觀的文明,影響和推動著周邊各國和各民族的社會文化發展。

反思一千年前外來文明的傳播,從新疆、河西走廊到長安,幾大文明密布這條線路,對我們今天聯系世界不同文明的紐帶,共同為人類發展進步作出貢獻具有深遠的意義。

(本文摘自《大唐之國——1400年的記憶遺產》,為2011年8月10日在陜西師范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舉辦的“漢唐長安與東方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演講)

【本站總編:秦巖     微信號:shaanture      新聞熱線: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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