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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范紫東

2019年04月26日 20:46:35來源:《各界》雜志 作者:佚名 瀏覽數:1590 責任編輯:本站小編

我的父親范紫東

我的父親范紫東有八個兒女。大媽文氏生了兩兒一女,長子文經,字仲瑋,族內排行為三,我們稱三哥;長女鴻軒,成年后嫁到禮泉羅家,我們稱羅家姐;次子文安,字仲武,族內排行為五,我們稱五哥。我母親徐夢靄生了兩兒三女,兄長文豹,族內排行為八,我們稱八哥。我是1942年農歷正月初一在西安后宰門范宅待雨樓出生的,父親高興地對家人說:“這女子是來給我拜年的!”當即給我取名“文拜”。 我下面還有弟弟文駒、妹妹文琴、文才。我在族內姊妹中排行為八,弟妹稱我“八姐”。

父親在世時,我年幼無知,記事不多。印象中家里經常有客人來,外頭的、易俗社的先生們來了,父親就和他們在上房喝茶說話,一會兒高談闊論,一會兒低聲細語,一會兒又朗聲大笑。母親趕忙到廚房炒幾個菜,送上去供他們下酒。乾縣老家的人來了,父親總要陪他們吃飯,留他們住幾天。

父親寫戲本、做文章,大都是在晚上。母親哄我們睡下后,就到書房給父親倒水添茶、搓水煙煤頭,夏天用蒲扇驅趕蚊子,冬天看火盆、加木炭。我半夜醒來時,常常看到父親還在燈下伏案寫作。

有空的時候,父親總喜歡和我們兄弟姐妹玩耍一會兒。記得我五、六歲的時候,父親買回來幾只鴨娃兒,黃毛絨絨、紅嘴扁扁,走起來一搖一擺,可愛極了。那些天,我們兄弟姐妹除了吃飯睡覺就是逗鴨娃兒,跟著鴨娃兒跑,給它們喂食,端來木盆放上水,看它們游來游去,庭院里充滿歡聲笑語,父親總是站在一旁,倒背著手,笑瞇瞇地看著我們玩。誰知好景不長,有天早上,我們發現鴨娃兒少了一只,到處尋不見。第二天又少了兩只,我們急得吱哇亂叫,飯都不好好吃。父親過來看了看臨時壘起來的鴨舍,說:“怕是把黃鼠狼招來了!”傍晚,就叫人把鴨娃兒放進一個竹籃子,拴上繩子吊在屋檐下,白天再放下來讓鴨娃兒在院子里跑,這樣安生了幾日。

有天早上,我們把竹籃子放下來,發現籃子里一只鴨娃兒也沒有了,只有幾支帶血的鴨毛。我們幾個張皇失措,連喊帶叫,哭得像淚人一般。父親聞聲出來,看了這個場面,嘆了一口氣說:“黃鼠狼太狡詐了,防都防不住。現在這世道,就是弱肉強食!”又把我們叫到一塊,一邊給我們擦眼淚,一邊乖哄我們:“好了好了,都不要哭了,鴨娃兒走了,咱們念一段‘祭文’,送它們上天吧!”父親略一沉思,隨口道來:“嘴扁扁、腳片片,走路不能上坎坎。可憐你的命短短,給你灑上淚點點。”我們一聽,覺得新奇好玩,立即破涕為笑,纏著父親教我們念。一連幾天,我們就在院子里拍著手念這首“祭鴨詩”,背得滾瓜爛熟,直到現在我也忘不了。

還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記得有一天,我們正在院子里耍,忽然聽見父親在書房里高喉嚨大嗓子,好像在訓斥誰,就扒在門縫上往里偷看。只見三哥站在腳地,低著頭、垂著手、端端站著、一聲不吭,父親拍著茶幾,高一聲低一聲地數落,也聽不懂說的啥。文豹哥過來把我們拉到一邊,悄聲說:“嫑看了,大著氣了,教訓三哥呢!”我問:“大為啥著氣,三哥犯了啥錯?”文豹哥說:“大在西安出門,從來都是走路,尤其反對坐‘洋車’,說是‘你坐著、人家把你拉上跑,這不平等。’今天三哥腿疼病犯了,坐洋車回來,在門口下車叫大看著了,叫到書房訓呢。”原來是這么回事,從此我記下了,人和人要平等。

我五歲多那年,母親生了妹妹文琴。五哥當時在蘭州工作,看我媽娃多忙不過來,就叫五嫂(吳月潭)把我帶上到蘭州生活。第二年(1948年)4月,父親帶著文豹哥也到蘭州來了。長大以后我才知道,父親這次到蘭州其實是為了避難。當時號稱“西北王”的胡宗南進攻陜北邊區,占領了延安,志得意滿,為了吹噓他反共的“赫赫戰功”,派副官到后宰門待雨樓傳話,讓我父親寫一部宣揚“戡亂救國”的戲。父親對國民黨反動派倒行逆施、發動內戰、苛捐雜稅、魚肉百姓早就不滿,就借故推辭。胡宗南不肯罷休,三番五次派人上門催逼,父親始終不肯就范,就以養病為名,躲避到蘭州來了。

乾縣的共產黨人呂建人、陳元方、楊樂人等在西安搞地下工作時就和我大有來往,認我大為“先生”,有時風聲緊了,還到后宰門我家躲避幾日。1949年春天,隨著解放軍在戰場上節節勝利,胡宗南的老巢西安眼看也守不住了。呂、陳等人就托人捎信到蘭州,叫我父親盡快回西安。5月18日,父親乘飛機趕回西安,過了兩天西安就解放了。

西安解放后,父親被推舉為“西安市各界人民代表”“西北文聯委員”“土改委員會委員”,經常在外頭開會,我們在家里難得見上他。抗戰時期,父親曾在西安東郊置了三十多畝地,后來做了中南火柴廠的地皮。土改運動中,父親自愿把這塊地捐獻給了國家。所以,我家的成分被定為“小土地出租”。

1950年秋天,父親把我叫到上房,摸摸我的頭,拉著我的手說:“你今年八歲了,本來早該上小學,因為駒駒調皮,我怕他上學不聽話,就叫你遲上了兩年。今年開學送你倆一塊到青年路小學上學,你要好好念書,還要照看好弟弟。今天給你起個學名,叫‘文娥’。記下,以后你在學校就叫‘范文娥’,在家里還叫‘拜拜’。”我連連點頭回答:“大,我記下了,以后在學校我叫‘范文娥’。”

我的父親范紫東

記得上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有一天父親問我,你們現在學不學珠算?我說老師還沒教。父親說:“老先人留下來的珠算很有用處,你應該好好學,將來無論干啥都能用上。”從此父親得空就教我打算盤,從加法、減法一直教到乘法。

有一次,父親把我叫到上房,讓我把“小九九”打一遍,他坐在躺椅上,一邊抽水煙,一邊聽我打算盤。忽然,父親說,“停下!你把珠子撥錯了!”我很驚奇,就問:“大,你又沒在旁邊看,咋就知道我撥錯了?”他笑著說:“聽算盤珠子的聲音,我就知道你撥錯了。”我不信,折回來一驗算,果然我剛才多撥了一個子。從此,我練習珠算更認真了,一點都不敢馬虎。

我的父親范紫東

1952年,全國人民為“抗美援朝”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捐獻飛機大炮運動,西安文藝界舉行捐獻義演,75歲的父親也登場參演,在折子戲《回荊州》中扮演諸葛亮。這是我們兄妹頭一回見父親登臺唱戲,坐在臺下看父親在臺上表演,高興地把手都拍紅了。

1953年2月,西安市人民政府聘請父親擔任文史館館長。那天父親回來,高興地對家里人說:“以后我也是‘公家人’了,能為搶救祖國的歷史文化遺產盡一份力,也是晚年一大幸事!”當年,父親就帶領館員們對西安城區郊外許多名勝古跡做了詳細的實地調查,編撰了西安《勝跡志略》。

1954年初,西安市文史館籌備編撰關中地區《陵墓志》,父親不顧年高體衰,冒著嚴寒,帶領館員們到各處古代陵墓實地勘察。3月26日,父親在古灞橋、秦始皇陵考察時不避風寒、親自步量,回到家中就開始發燒,接著上吐下瀉,趕緊送到醫院,終于醫治無效,在3月31日晚永遠離開了我們。

父親去世后,靈柩安放在待雨樓上房廳堂,西廈屋檐下陳列著父親的劇本、著作、詩畫手稿,院子內外掛滿了花圈、挽帳、挽聯,前來吊唁悼念的人群絡繹不絕。4月4日,西安各界在待雨樓為父親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西北文聯主席柯仲平先生親致悼詞。追悼會后,易俗社、三意社、尚友社、省戲曲研究院的學員在前面列隊舉著花圈,有關領導,父親的生前友好、故交學生,熱愛秦腔的各界戲迷群眾,好幾百人護送我父親的靈柩,由后宰門經北大街、鐘樓、西大街到西稍門,沿途有許多單位、商鋪自發地在門前擺設香案祭送。父親的靈柩在西稍門送上汽車,開往乾縣老家西營寨北嶺,與文氏大媽合葬。

1955年,西安市政府決定建設中心醫院,地址選在西五路和后宰門之間,父親于1937年營建的住宅“待雨樓”和周圍一些人家都在拆遷范圍。按照當時的政策,地皮是國家的,無償征用,房屋等地面建筑由業主自行拆除變賣,政府給予一些補償。五哥在青年路45號購置了一處房產,母親帶著我們兄弟姐妹五個一起暫住青年路。三哥兩口也在親戚家暫住。直到1957年,三哥和母親在香米園共同購置了一院房產,母親才帶著我們搬到了香米園。三哥兩口遵照父親生前的囑托,一直對我們兄妹關照有加。

我的父親范紫東

父親去世后,家中失去了生活來源。母親只能靠出租廈房收幾個房租維持生活。三哥沒有工作,也只能靠收一點房租,加上蓮湖區政協每月發的一點生活補貼,維持老兩口的生活。由于家中生活困難,我們兄弟姐妹都無力上大學深造。文豹哥到咸陽考了中專,靠助學金從陜西機器制造學校畢業后留校工作。我1960年在41中初中畢業后,保送到西安市師范學校,靠助學金完成了學業,分配到西安市小雁塔小學任教。文駒弟高中沒有畢業,于1962年報名參軍,到新疆服役。文琴妹靠我五哥資助,從武漢測繪學校畢業,分配到陜西省測繪局工作。文才妹文革中下鄉插隊,后來招工到涇陽水利技校當了工人。我們兄弟姐妹中沒有一個人能繼承父親的戲劇事業,想來十分遺憾。

【本站總編:秦巖     微信號:shaanture      新聞熱線: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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