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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浪:唐代詩人的都市焦慮

2019年05月26日 10:15:53來源:西安晚報 作者:劉浪 瀏覽數:598 責任編輯:本站小編

「文化周刊」唐代詩人的都市焦慮

在唐代,長安、洛陽、揚州、成都,皆是繁華的大都市。為博取功名前途,實現個人理想抱負,許多人紛紛前往都市,與現在相同,那時的都市意味著更多的機會和希望,與此同時,都市也有令人艱難辛酸的一面。時人張固《幽閑鼓吹》載:年輕時的白居易,初到長安應舉,登門拜謁文壇領袖顧況,顧況聽了他的名字,戲謔地說:“米價方貴,居亦弗易!”此話看上去有調侃的意味,卻道出了都市生存的艱難。顧況當時擔任著作郎,官從五品,尚覺米珠薪桂,生活不易。那么,那些闖蕩都市而多年不得仕進的普通詩人,其生活狀況可以想見。

杜甫十年困守長安,衣食難繼、挨餓受凍的生活經歷,可謂豐富。“饑臥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十來天揭不開鍋,衣衫襤褸,狼狽不堪;“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嗟來之食讓他感受到了刻骨銘心的屈辱與心酸。有個叫王倚的青年朋友,款待杜甫吃了頓飯,杜甫為此感動不已:“但使殘年飽吃飯,只愿無事常相見”,饑餓之苦,已侵入骨髓,更侵蝕著一代詩圣的心靈。

盧仝在洛陽城的生活更凄慘。元和六年(公元811年)的冬天,大雪紛飛,他在寫給好友韓愈的詩中訴苦:自己全家住在破屋里,饑寒交迫,賒借無門,只好手執斧頭劈開凍成冰疙瘩的酸菜,用來充饑。眼看著“病妻煙眼淚滴滴,饑嬰哭乳聲呶呶”,那一刻,盧仝覺得自己甚至連蚯蚓都不如,蚯蚓尚且“汝無親朋累,汝無名利侵”。

李商隱在《樊南甲集》序中說,“十年京師寒且餓”。困居都市的寒族詩人,忍饑挨餓,似乎已是家常便飯。韓愈在《答孟郊》中記述了孟郊在長安應舉時的窘境:“人皆余酒肉,子獨不得飽……朝餐動及午,夜諷恒至卯。名聲暫膻腥,腸肚鎮煎煼。”姚合在《新昌里》中說他自己:“朝朝忍饑行,戚戚如難堪。”賈島也在《朝饑》詩中感嘆:“市中有樵山,此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

同現代人相似,古人在都市生存,除了衣食溫飽,最重要的也是居住問題。唐代詩人如何解決住房問題?主要是寄居、賃居兩種,除此之外,當時還頗為流行借居寺廟。詩人白居易便飽嘗寄居、賃居的苦澀滋味:“游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長羨蝸牛猶有舍,不如碩鼠解藏身。”做官二十余年,連套住房都買不起,想來自己還不如一只“蝸牛”、一只“碩鼠”,蝸牛尚有蝸殼、老鼠也有鼠洞得以安身,可自己呢?

同樣是經歷了長年的居無定所,盧仝痛下決心,不顧韓愈讓他量力而行的勸告,借下高利貸購買了洛陽里仁坊的一處住宅。后來卻被借貸者追得如喪家之犬,只得趕緊賣掉揚州舊宅以還債務。然而,據韓愈講,盧仝費盡心思、傾其所有買來的住宅,不過“破屋數間而已矣”,且附近的治安環境也不好,家人經常被惡少騷擾。而韓愈自己呢,直到晚年才在洛陽買了房。以他的才學、身份和地位,也要“辛勤三十年”才能“有此屋廬”。可見,在唐代大都市買房,并非容易的事,許多人終其一生也沒能擁有屬于自己的一間房,有的人最終客死官舍或旅店。

相比物質層面的困頓,都市的人情淡薄、個人的前途渺茫,應該是壓垮詩人精神世界的最后一根稻草。“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對于闖蕩、謀生的漂泊者,都市是“從來名利地”。孟郊的《傷時》詩,講得很直白:“有財有勢即相識,無財無勢同路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往往隨著地位權勢變化而變化。對此,李白深有感觸:“一別蹉跎朝市間,青云之交不可攀。”白居易在其《秦中吟十首·傷友》中也有生動描述:“平生同門友,通籍在金閨。曩者膠漆契,邇來云雨睽……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攜。今日長安道,對面隔云泥。”曾經的“同門友”“膠漆契”,因為現在的身份不同了,便是“對面隔云泥”,對老朋友視若不見、形同陌路。

翻開《全唐詩》,我們會發現大量的詠錢詩。沒有辦法,在都市里吃盡了苦頭的詩人們,最終不得不承認金錢“能于禍處翻為福,解向讎家買得恩”(徐夤《詠錢》)。張謂《題長安壁主人》感嘆:“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在都市赤裸裸的權錢利益面前,貧賤的詩人,要想堅守自己的自尊和信念,很難。“十處投人九處違,家鄉萬里又空歸。”無奈,人情淡薄、世態炎涼,落魄于都市,卻到處求靠無門。還是杜甫看得透徹,他在《久客》詩中云:“羈旅知交態,淹留見俗情。”常說真情可貴,那是因為,真情只有在患難之際,方能顯現。

貞元十二年(796年),已四十五歲的孟郊終于中了進士,此前連考兩次均失敗。興奮過頭的他在《登第》詩中寫道:“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不料,這兩句后來每每為詩家所詬病,認為他實在有失分寸,丟了風骨。其實,若親身經歷過科舉考試百轉千回的虐心與戮志,自然也就能夠理解孟郊的這種狂喜之情了。

唐代,每年到長安參加科舉考試的舉子有兩三千人,而中進士者僅約三十人。“一士登科甲,九族光彩新”,進士及第,不只是個人的飛黃騰達,更意味著整個家族命運的重大轉折。成敗之間判若云泥,及第者無上榮光,而落第者則飽受世人白眼。詩人們肩負著改變自己命運、振興家族、光耀祖宗的重大使命,背井離鄉來到舉目無親的都市,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壓力,可想而知。

對科舉考試無力掌控、無法預知的迷茫無助感,時時縈繞在詩人的心頭。“文章自古無憑據,唯愿朱衣暗點頭”,主試官個人對文章的喜好,將直接影響科舉考試的結果。再加上,唐代干謁之風盛行,若能獲得權貴高官、公卿顯人或社會名流的有力薦舉,不僅可直接及第,甚至能事先決定錄取的名次。因此,為了個人的前程,一些人四處奔走干謁,不免顯得卑微。而那些“九城無親朋、朝中無知己”的寒族詩人,卻只能空嘆:“晴天欲照盆難反,貧女如花鏡不知。”

可以說,在唐代詩人中,很少有人沒嘗過落第的滋味。落第者無顏面對江東父老,從而陷入“回不去的故鄉,留不下的城市”的困境中,就像杜荀鶴所說“出京無計住京難”。他們大多數人,只能選擇在科舉這座獨木橋上繼續走下去,忍受一輪又一輪拉鋸式的心靈折磨。然而,退一步講,即使中了進士,也不一定就能如愿踏上仕途,從此擺脫困境,還得通過吏部銓選。被后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連續三年在吏部銓選中無緣授官,干脆直接上書宰相,后來才獲一個觀察推官的微小官職。也許,現實永遠不及理想來得豐滿。

“回首卻歸朝市去,一稊米落太倉中。”重重的焦慮,使得詩人們在都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常常感到筋疲力盡、遍體鱗傷,深感個體存在是如此渺小。

【本站總編:秦巖     微信號:shaanture      新聞熱線: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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